在2000年回国之前，画家陈丹青并未料想到“英语”会对他构成困扰；自从8年前他从清华大学辞职后，几乎不再谈论“英语考试”话题。不过，作为“炮轰”英语考试制度的第一人，他至今仍对应试教育感到绝望：“十多年了，讲了根本没用嘛，巍然不动。”
2000年，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、博导。当年报考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，5名入围，但因外语不过关全部落榜。为陈丹青首次招生不致落空，校方特意让五位考生转以“访问学者”名义入学。然而一年后，5名“学者”再次因为英语分数不过线离开清华；同年，二十多名投考陈丹青画室硕士生的考生无一人通过英语和政治考试。
“我完全疯了！”陈丹青回忆道，“这还不如‘文革’后我上学那会儿啊！”当年年底，他在上海《艺术世界》专栏上以四千多字长文“痛骂”艺术教育的英语考试制度，题为《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》。这是国内第一篇痛陈英语考试制荒谬而误人的文章，立即被不少大学生复印放大后，贴在校园里。
“1980年代，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袁运开甚至亲自到上海教育局力争，并和教育部交涉，恳请对业务人员的英语考核适度放宽，让他们以后再补，那时也还有通融的余地。”陈丹青说，“我回来后，不可能了，完全不能通融，跟律法一样严厉。所有教员为之困扰20多年，居然没人叫一声，后来我明白了，这是硬杠杠，休想动。”
2002年，青岛女孩吴雯投考陈丹青的研究生，专业第一，外语、政治各差一分，落榜了。她花整年的时间在京租房，日日专攻英语和政治，翌年再考，英语仍差一分，被断然拒绝。
2004年，吴雯去伦敦自费留学，毫无悬念考入当地艺术学院研究生，之后两年给陈丹青的电邮全是英文，“远远超过我的英文书写”。
2003年年底，当三位本科生决定报考他的研究生后，他辛辣地写道：“弃置画笔，春夏秋冬专攻外语和政治，预备投考研究生，此乃当今所有文艺壮丁的青春修行。我预祝他们成功，等着他们失败。”
就这样，仅仅因为英语考试，陈丹青4年没招到一个研究生。2004年10月，他向校方清华提出辞呈，迅即引发全社会对于英语考试和英语教育的大规模质疑。
“我观察他们怎么教英文，发现一切的一切只为考试。我父亲和孙复初教授启发了我：英语教学越规范，越可怕。灵活的、有智慧的、能够带来热情的、曾经非常有效的英语教学，消失很久了，一切让位给考试。被英语考试毁灭的不仅是落榜学生，而是首先毁灭了英语教育本身！这样的制度让你痛恨英语，因为最后，你学来那点可怜的英语，全部还给考试。”
尽管任教期间，陈丹青不停地“疯狂叫嚣”，但体制却毫无回应。更让他感到心寒的是学生的态度，辞职两年后，凤凰卫视《一虎一席谈》邀请他参加一期辩论“英语四、六级该不该废除”。好几位咄咄逼人的女同学坚决支持考试制，称高校应该“培养人民的艺术家”，而非“招民间艺人”，这样“中国作为泱泱大国才能更加崛起”。陈丹青说他当时气得无法开口说话，最后只能委婉地说：“这是社论语言，不是年轻人的语言。”
“这已不是外语教育问题，而是权力教育的后果。”他说，“你什么都不能做，做了也没用，因为你没有权力，很简单。”
所以当陈丹青得知“三年内高考取消英语”的消息，第一反应是：“什么原因导致教育部出台这个政策。哪个部门、哪个官员、通过哪一级批准，这种政策才会出台？才能实现？目前没有人确知理由是什么、目的是什么，尤其是，取消之后，外语教育怎么教？”
“我不乐观。英语教材改不改？教学方式换不换？替代方案、后续措施是什么？是否更合理？各校第一线教师是否知情？是否同意？只要这些不清楚、不改变，英语教学的无效性和荒谬性，不会改变。我看不到英语教学废除强制性考试，或降低考试门槛后，短期内会有良性转变。”
他的语气仍和多年前一样冷静而无奈：“绝不仅仅在教育领域，在所有领域，总是有一个粗暴的、荒谬的、明显不奏效的政策，无视下情，罔顾规律，强行实施很久很久，非得到两三代人给废了、耽误了、扭曲了，非得整个情况早已无可挽回，这才出台另一个同样轻率、同样极端，尤其是，同样傲慢的政策，用来废除上一个政策。总是这样的：用一个错误代替另一个错误。”
|